山西方言的亲属称谓在全国是很有特色的。老乡一定很熟悉！

山西晋东南方言的亲属称谓更是丰富多彩、独具特色。这里分三类简要介绍该地区方言对“父亲”、“伯父”和“叔父”的称谓。

第一类，三种亲属关系用一个核心称谓词“爸”。在核心称谓词“爸”前加“大”来称呼“伯父”，加“小”来称呼“叔父”，加数字来表示排行。例如高平县城称父亲为“爸”，大伯父为“大爸”，最小的叔父为“小爸”，其余按排行分别称呼“二爸”、“三爸”等。再如高平永录镇，称父亲为“伯伯”，大伯父为“大伯伯”，最小的叔父为“小伯伯”，其余按排行分别称呼“二伯伯”、“三伯伯”等。

第二类，三种亲属关系用两个核心称谓词，可分为两个小类。第一小类称父亲和伯父核心称谓词共用“爹”。称父亲为“爹”，伯父为“大爹”；称叔父为“爸爸”。见于潞城、平顺、壶关、长子。第二小类称父亲和叔父核心称谓词共用“爸”。称父亲为“爸”，叔父为“小爸”，而伯父为“大达”，见于陵川县礼义镇。

第三类，三种亲属关系用三个核心称谓词。比如沁水、阳城、沁源称父亲为“达达”，伯父为“大伯”，叔父为“叔叔”；沁县称父亲为“达达”，伯父为“大爷”，叔父为“叔叔”；黎城称父亲为“达”，伯父为“大爹”，叔父为“叔”；长治城关以及晋城称父亲为“爸爸”，伯父为“大伯”，叔父为“叔叔”。

由上可知，晋东南地区对父辈的称谓词总共用到了六个核心称谓词，它们分别是：“爸”、“伯”、“爹”、“达”、“叔”、“爷”。这六个核心称谓词又可以分为三类。第一类是“爸”、“伯”，既可以用来称“父亲”，又可以用来称“伯父”，还可以用来称“叔父”。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高平县城和高平永录镇。第二类是“爹”、“达”，可以用来称“父亲”和“伯父”。例如潞城、平顺、壶关、长子，称父亲为“爹”，伯父为“大爹”；黎城称“伯父”为“大爹”；沁水、阳城、沁源、沁县称父亲为“达达”；黎城称父亲为“达”；陵川县礼义镇称伯父为“大达”。第三类是“叔”、“爷”。“叔”只可以用来称“叔父”，“爷”只可构成称谓词“大爷”来称呼“伯父”。语言是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中的，后出现的称谓词往往可以替代原有的词，大致可以这样推断：父辈称谓词中，“叔”、“爷”年代最为久远，“爹”、“达”其次，“爸”用来称呼父辈出现最晚。

　晋南方言包括运城市和临汾市20多个县区的方言，学术界称“中原官话汾河片”。这个方言片属于晋方言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区，与晋方言其他方言片相比，虽没有入声，但文化底蕴深厚，方言丰富多彩。

就拿亲属称谓中常见的“娘”和对“母亲”的称呼来说就独具特色。“娘”在山东、河南等方言中指“母亲”，但在晋南方言中并不用来称呼母亲，而是指称别的亲属和对象。大多数方言是通过对“娘”这个词的变读来指称不同的对象，即同一个词读音不同所表示的亲属称谓和对象也不同。以霍州话为例，“娘”有四个读音指称四种不同的对象，声调相同，声母、韵母不同。如：

娘1读niang，用于书面语的“姑娘”一词中。

娘2读nue，对祖母、外祖母的面称。

娘3读ni，对祖母、外祖母的背称。

娘4读nie，对非亲属的老妇人的称呼。

新绛话的“娘”有三种读音指称三个不同的对象。如：

娘1读高平调nie，对祖母、外祖母的面称。

娘2读曲折调nie，对祖母、外祖母的背称。

娘3读降调nie，对伯母的称呼。

洪洞话的“娘”各有三种读音指称三个不同的对象，三个读音均读升调。如：

娘1读niang，对婶母、继母的称呼。

娘2读nio，对祖母的背称，读降调是对祖母的面称。

老娘3读laonio，不变调是对曾祖母的称呼，变调是对外祖母的称谓。

普通话中表示“母亲”意义的“妈”，在运城、临汾、浮山等地却可用来称呼“伯母、婶母”，例如依排行可称“大妈、二妈、三妈、小妈”。

晋南年纪较大的人称“母亲”既不是“娘”，更不是“妈”，而是别的称谓。如：

洪洞方言称母亲为“姐jia”，称姐姐为“姐姐jiejie”，这是历史上“羌人呼母”习俗的遗留。此外，晋南翼城人称呼母亲也是“姐jia”，临汾人背称母亲是“姐jia”，面称母亲为“奶nai”，面称伯母为“大姐tojia”。晋南面称母亲为“奶”的还有浮山、襄汾、永济等方言点。翼城还有部分人称呼母亲为“bai”，其本字可能是“婆”，但语音起了变化。以上称谓仅限于四五十岁以上的人，年轻一代已很少有这样的称谓。

在晋南方言中，像“娘”和“妈”这种形式和表义都如此丰富的亲属称谓词还有很多，限于篇幅，不能一一列举。这些亲属称谓都体现了一方民俗文化的古老与丰厚。

山西方言中，对“妻子”的称谓主要有以下几种：老婆、婆姨、婆娘、女人、媳妇、女妗、家里、家里人。

按照其形成原因，可大致分为三类：直接称呼、指代称呼、转义称呼。

直接称呼的有：老婆、老婆们、婆姨、婆娘、媳妇，其中以“婆”为核心的“老婆”、“婆姨”等称谓最为常见，几乎每个地区都可以见到。这些称谓多为背称。如：这是二狗的婆姨。一般不用于面称。

指代称呼的有：家舍的、居舍的、家里的、屋里、屋儿，以身份和在家中的地位来指代。这些称谓也多用于背称。如：这是张三居舍的。一般不用于面称。

转义称呼的有：女人、家里人，原来泛指一类人或专指大孩子，现在用来特指妻子。

面称则各地有各地的习惯。如洪洞、临汾一带的方言婆婆叫媳妇则常用“某某地的”，丈夫呼叫妻子则以大孩子的小名呼之。如果这个媳妇是娶自王村，则呼她为“王村的”，如果临汾人娶了洪洞媳妇，则临汾人呼她为“洪洞的”。这些称谓多用于老年妇女之间或老年人称年轻的媳妇。临汾四邑方言有的老年丈夫称妻子则用大孩子的名字代替。其他区方言则多以“他嬷、娃他妈”呼叫。

以上称谓大多是乡下的中老年以上的人所用，年轻人、城里人一般不用。现在无论年轻人老年人则以叫名字为常了。以上比较含蓄的指代称呼主要出现在山西东南区和南区，如晋方言上党片、中原官话的汾河片等。山西南部和东南区，习惯将妻子称“屋里的”，而北区相对较少。这是由于历史原因使得山西南北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文化差异。

历史上，晋北地区曾经先后被鲜卑、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占据。这些游牧民族并没有土木建成的房屋，思想中没有“屋子”的概念，也就不会把妻子称为“屋里的”了。而晋南则一直存在砖木的房屋或窑洞，这是把妻子称为“屋里的”的客观条件。而且晋南主要是农耕文化，强调“男耕女织”，女人织布做饭等劳动主要在屋里进行，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，所以可以用“屋里的”来指代妻子。

不仅晋南方言把妻子称为“家里的”、“屋里的”，在北方各地，比如山东河北等地，都有这样的称呼。清代小说如《红楼梦》里，就有这样的称谓，把家里的已婚女仆称作是“某某家的”，“某某”即是其丈夫的名字，如“周瑞家的”、“王善保家的”。另外，还有“屋里人”这个说法，与晋方言中的“屋里的”意义相近，是“妾”的一种特指。而今这些说法虽然在普通话里不复存在，却在晋方言中保留下来。这与至今仍在普通话交际中用到的“内人”、“内子”、“外子”相似。

受普通话影响，长子县“老婆”这个称呼原本略带贬义，但近年来其贬义色彩也在渐渐消失，变得和大多数地区用法一致。另一个现象是，有些本不把妻子叫做“老婆”的地区，年轻一辈的人也逐渐称自己的妻子为“老婆”。“老婆”这个称谓在年轻人中间，有逐渐代替“婆姨”、“屋里的”的趋势。这与港台语中“丈夫称老公、妻子称老婆”有关。

“连襟”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杜甫的《送李十五丈别》。“孤陋忝未亲，等级敢比肩？人生意气合，相与襟袂连。”说的是杜甫晚年寓居川东，结识了一位李姓老头，两人很能合得来，经常在一起聊天喝酒，后来杜甫要离别，写了这首诗回忆结交的经过。这只是形容彼此的关系密切，还没有后来指的姐妹的丈夫之间的那种关系。北宋的马永卿在《懒真子》写道：“江北人呼友婿为‘连袂’，也叫‘连襟’”。洪迈曾给他的妻子的姐夫写过“襟袂相连，夙愧未亲之孤陋，云泥悬望，兮无通贵之哀怜。”可见，宋朝流行的称谓已经具有今天的意义了。后来随着文化的影响和民族共同语的普及，“连襟”这一书面语的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，直到今天，许多地方用“连襟”称呼姐妹的丈夫。

而在“连襟”出现之前，山西大部分地区用“挑担”、“担子”、“挑川”这些称呼，意思都差不多，都与“挑”有关。这是有一定的历史地理原因的。

先看其历史文化原因。封建社会里，小农经济是基础，以父子为核心的宗法制为主导思想，其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是血缘亲族组织，财产的继承权也是由男子来完成，这体现了父权文化的主宰地位。这一文化心理反映在婚姻制度中就是“男女有别，男尊女卑”，反映在亲属称谓中就是“长幼有序，尊卑不同”。山西方言中亲属称谓的称呼也受这一思想的影响。父系的亲属关系一般称为“内”、“大”，母系的多称为“外”、“小”。女方嫁到男方家，要随男方称呼亲戚，叫男方父母也是“爸”、“妈”；男方叫女方父母为“叔（伯）”、“婶（大）”。男方称妻子的姐姐为“妻姐”、“大姨子”，妹妹为“小姨子”，弟弟为“小舅子”。可以看出妻系的称谓就不是很严格，那么，称妻子的妹妹或姐姐的丈夫为“挑担”、“担子”、“挑川”更是一种谑称，体现了宗法制下的人伦关系。

再来看其地理文化原因。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，山川塬峁，丘陵起伏，交通非常不便。早期的农耕文化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，对大多数农民来讲，土地就是命根子，他们的劳动工具多为担子等，运输方式也多为肩挑和背背，经常能看到人们用担子担东西，担子和农民便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而且一般都是男的担担子。所以，用“挑担”、“担子”、“挑川”形容两个男人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了。更为有趣的是，用“挑担”、“担子”、“挑川”形容姐妹的丈夫的关系是很形象的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对妻系的称谓本来就不很重视，再加上妻子妹妹（姐姐）的丈夫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就又隔了一层。因此，两个丈夫的关系就如同“担子”的两端似的，姐妹就是连接他们之间的“担子”。特别是在农村，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农耕文化的特殊性造成“挑担”、“担子”、“挑川”称谓的产生。在甘肃河西走廊、陕北一片，以及河北保定等地都有相似的称谓，都可能与其地域文化有关。

最后，“挑担”、“担子”、“挑川”到“连襟”词义发生了转移。“挑担”、“担子”、“挑川”本来都是挑着东西，后来指挑着的东西之间的关系，进而引申为一种两婿关系，是一种俗称。“连襟”也有相互关联的意思，它们在引申义上有相似之处，后者显得更“雅”一些。

可见，称谓虽为一种外化的符号，但也承载着丰富的内涵。山西方言中“连襟”的称谓便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意义。

　山西历史悠久，文化遗产丰厚，由此所形成的方言称谓词也是多姿多彩的。就“丈夫”一词来说，山西各地区就有多种不同的叫法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山西古老的历史文化和原始的社会意识形态。

　　山西方言中对“丈夫”的叫法有：老汉儿（太原）、男人（清徐、太谷、祁县、平遥、平定、娄烦、离石、汾阳、忻州、代县、朔州、大同、天镇、广灵、长治、平顺、长子、晋城、陵川、阳城、高平、临汾、霍州、闻喜、新绛、运城、永济）、汉（太谷、汾阳、文水、临县、岚县、隰县）、汉子（五台、天镇、运城）、老汉（清徐、孝义、平定、和顺、离石、汾阳、忻州、五寨、万荣）、掌柜咧（和顺）、掌柜的（临汾又称“汉家家和外先的”、永济）、外前的（隰县）、当家人（朔州）、当家子（长治）、当家的（长子）、那他爸（汾西）、他爸（长治、平顺）、他爹（万荣）、女婿（山阴、运城）、女婿子（新绛）、汉家（吉县）。随着交通的便利和地区间文化的交流，同一地区对“丈夫”的称谓可能不止一种或偶有交叉。

　　但大致可以看出，山西方言的北区、西区和中区等相对偏北的地区，绝大多数人将“丈夫”称为“男人”、“老汉”、“汉子”、“汉”、“老汉儿”等只带有性别色彩的词语；而在南区和东南区等相对较南的地区则多称为“当家人”、“掌柜咧”、“掌柜的”、“外前的”、“当家子”、“当家的”等。这些词语相比“老汉”、“男人”等词语缺少一定的性别色彩，但更多地表现了丈夫在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。这就反映出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社会形态倾向，即相对靠北的方言区呈现出一定的母系氏族公社倾向，男女地位相对平等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有一席之地，所以对丈夫的称呼只具有区分性别和年龄的作用，直到现在，山西北区的妇女在家中的地位比南区的妇女优越，具有一定的支配地位，很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干活；而南区则不然，妇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处于附属地位，男性在夫妻关系、生产活动中具有绝对的权威，所以，在这些方言区域中，丈夫多被冠以“当家的”、“掌柜的”等词语，呈父系氏族公社倾向。

　　究其原因，山西自古以来就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接壤，成为了各朝各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必经之路，而山西北区更是少数民族的必夺之地。这些少数民族所寄居的内蒙古高原气候条件恶劣，自然环境极不适宜人类生存，这也就造成了内蒙古高原上妇女的生育能力和婴儿的存活率极低。因此，妇女和儿童也就成了历朝历代的少数民族的抢夺目标。而山西北区毗邻内蒙古高原，因而也就成了众矢之的。妇女的大量被抢夺，使得这一范围内的妇女数量剧减，男女比例的悬殊造成了妇女地位的逐渐上升，也就使这一地区呈现出一定的母系氏族公社倾向。而南区受历史上少数民族破坏的程度就小得多，同时，由于其更靠近中原的农耕文化区，也就更为贴近中原的农耕文化。男性在生产活动中的绝对权威使得这一地区更多地注入了“男尊女卑”、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的社会意识。男性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家庭中的“掌柜的”、“当家人”和“外先的（外面的）”。

　　山西境内表里山河、沟壑纵横的独特的地势造就了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形态，最终投射在方言中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言。山西方言“丈夫”称谓词的多变也当源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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